编者按：劳荣（1911～1989）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、诗人、文学翻译家。在《劳荣文集》出版之际，我们刊登两篇文章，向这位对我国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表达我们的敬意。
当我走出校门，来到《新港》编辑部，就是在劳荣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的。我是单身，住在机关
有一天，我便向他请教：
“劳荣同志，校对有什么窍门和规律吗？”
“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。”他说，“教训多了，错误就少了。”
在我看来，劳荣同志是有真经的，便时刻注意向他学习。他也总是孜孜不倦地教诲我。那时是铅排，有时打样并不稳定，难免字词混乱，他说每看一张校样，先用眼扫一下四边四角，做到心中大致有数；然后像做气功一样开始校对，因为你有过无数个教训，校稿中存在的错误，便会主动地提醒你，它错了，予以改正吧。我终于体会到，劳荣同志的校对，是由丰富的经验、渊博的知识、专注的态度、负责的精神，综合融汇形成的一种敏锐的感觉和超凡的水平，才在校对工作中达到了这样自由的境界。
后来，劳荣同志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《校对的功绩》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特别指出，校对应具有认真工作的态度和把错误当敌人一样去消灭的精神。我把这篇文章的剪报放在案头，是当作课文来拜读的。
劳荣同志的言传身教，在我以后的文字生涯中，可以说是受益无穷。我常常向家人和朋友讲起，我做编辑校对工作，是向劳荣同志学习的，是经过名师指导的。
在到《新港》编辑部之前，劳荣同志在《天津日报》工作了十一年。他参与了《天津日报》的创刊，协助方纪、孙犁同志领导副刊部的工作。不久，副刊部改为文艺组，劳荣同志任组长，负起了主要领导的责任。过去人们都这样说，孙犁同志主持的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周刊，培养出了不少成名的作家，特别是对天津工人作家的培养，成绩尤为卓著。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，从孙犁同志所写的一些文学评论，如《谈工厂文艺》、《略谈下厂》、《关于生活报告》、《论切实》、《论培养》、《学习问题》、《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》、《怎样把我们的作品提高一步》等，即可看出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卓越的工作。这里我要说的是，在这方面，劳荣同志的工作也是非常突出的，不可忽视、不能磨灭的。从吴涤心同志所写的《忆劳荣》一文，可以看出劳荣同志在《天津日报》繁忙工作的情景，同时他也写了许多指导写作的文章，《工人诗》、《略谈职工创作修养》、《怎样写生活报告》、《业余作者怎样打下写作的基础》、《怎样提高写作技巧》、《给作者的信》、《写稿琐谈》等，充分说明他对培养作者，是下了很大气力的。
我第一次见孙犁同志，就是劳荣同志带着去的。就是在这次见面时，定下了由我协助孙犁同志编辑出版《津门小集》，及其随后对于《风云初记》的结尾，《白洋淀之曲》的编辑，《文学短论》的选择，《文艺学习》的补充等方面的协助工作。在和孙犁同志的交往中，我感到他很关心和尊重劳荣同志，在给我寄往《新港》编辑部的一些信中，常常嘱我“顺候赵彤同志好”（赵彤是劳荣同志在解放区的化名――编者注）。
劳荣同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：
他是一位编辑家，一生都在从事这一工作。他始终如一的敬业精神，令我肃然起敬。
他是一位杂文家，写了大量散文、随笔、通讯、评论、杂谈，出版了《新生的经历》等作品集。
劳荣同志最为辉煌的业绩，是在翻译方面，主要介绍世界进步文学，特别是东欧弱小民族文学。出版了诗歌集《裁判》、《中国的微笑》、《保加利亚民歌选集》、《奴隶之歌》、《西里西亚之歌》、《花束集》以及小说、童话等作品集《被打穿了的布告》、《丛林的喧噪》、《阿兹玛・拉珂尔》、《为了和平》、《沉默的防御工事》、《败类》、《米霞》、《妈妈跟闺女》等。
孙用同志是劳荣同志的故旧好友，孙用同志病逝后，劳荣同志写了一篇《挽孙用同志》，那幅挽联也可以看作是劳荣同志的自我写照。略作改动，记录于此：一生勤奋，绍介弱小民族文学，锲而不舍，尚念念难忘，来编纂完多部译稿；全部心血，谨遵鲁迅先生遗风，鞠躬尽瘁，犹耿耿于怀，怕错放了一个标点。劳荣同志还在文中写道：“如果这世上选举忠厚老实人的模范，我想，他完全是合格的候选人，正像如果选举文学工作者的劳动模范一样。”我以为劳荣同志正是这样的人：忠厚老实人的模范，文学工作者的劳动模范――皇皇十卷本的《劳荣文集》就是证明，这完全是在繁忙的编务之余写作和翻译的成果，用去了全部的节假日、所有的夜晚和黎明。
劳荣同志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，值得学习的人，值得怀念的人。对于我来说，更是应该感谢的人。《劳荣文集》的出版，是对劳荣同志最好的纪念，也便于对他丰厚的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发扬。记住劳荣同志在《花束集》的译后记中的一句话，让我们共勉：
只要我还活着，我总是要学习和工作的。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铁道兵创作组组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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